从内容上看，人格权是非财产性的权利，内容包括生命权、健康权、姓名权、名誉权、隐私权等等。
未来是增加监察委员会调查职务违纪行为职能，还是制定其他配套措施，有待于进一步研究。第二，行政调查程序不受《刑事诉讼法》辩护与代理章节规制，当事人将无权申请律师介入（除非《国家监察法》专门就此规定）。
监察委员会调查活动的性质问题牵涉甚广，准确把握调查活动的性质，有序推进监察体制改革试点工作，对于全面深化改革和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全面依法治国、建设法治国家，以及完善党的领导、依宪治国和确保长期执政等都具有重要意义。[13]《刑事诉讼法》第37条规定，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动犯罪、特别重大贿赂犯罪案件，在侦查期间辩护律师会见在押的犯罪嫌疑人，应当经侦查机关许可。[20]《刑事诉讼法》第七十二条。[5]对《决定》的性质存在争议。初查权是检察机关侦查权的监督制约机制中最为薄弱的环节。
此外，为履行上述职权，监察委员会可以采取等措施的表述中，难以推断这些措施的批准（决定）权之归属情况。4月14日，该省纪委监委网站又发布消息，经山西省监察委员会批准，运城市监察委员会对运城市水务局、林业局两名官员采取留置措施，对其涉嫌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调查。1975、1978年宪法很大程度上沿袭了54宪法的相关表述，在立法体制上沿袭了人大主导立法原则。
第一，在立法权限划分上，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有权制定和修改刑事、民事、国家机构和其他基本法律。又由于代表产生过程的民主性、公开性不足，许多代表难以将普通民众的利益诉求反映到最高立法机关和实质影响立法过程。第二，随着社会管理日益复杂化和民众需求的多元化，立法的专业性、技术性和科学性要求也日渐凸现。参见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秘书二局编：《立法工作备要》，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06年版，第267－275页。
（二）人大主导立法：制度设计与规范表达 人大主导立法虽然是近些年的新提法，但是我国根本政治制度与立法体制始终贯穿着这一基本原则。[14] 《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规划》，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报》2008年第7期。
殊为重要的是，改革开放以来的立法工作和法治教育的高速发展，为人大立法机关储备了一大批高素质、专业化的立法人才。显然，人大代表被赋予大众化和非专业的角色内涵，而其本身的立法者内涵和立法的知识性要求常常被稀释。在此，古典自然法学家和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都向我们揭示了一个道理：人民是最高主权者。换言之，地方政府不仅负责起草地方政府规章，而且掌握了地方性法规的主要起草权。
[6] 《西方法律思想史资料选编》，北京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81、175页。第58条规定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行使国家立法权。[38]在法律制定过程中，首先总是政府提出立法案。毋庸讳言，通过人大主导立法实现民主立法的目标，还需要从根本上化解一系列体制难题。
[23]此外，由于政府强势推进各项经济与社会政策的历史背景以及地方人大工作的特点，地方政府规章在许多时候被置于优先考虑的地位。故可言，良法是法律实效之前提，而人大主导是产生善法之基础。
观察近40年的中国立法发展，一个显豁的事实就是，人大立法权、尤其是大会立法权的虚置弱化以及由此形成的立法过程中人民形式上有权、实际上无权的状况。立法只不过是特殊情况下的一种附带品和权宜之计。
南京、长春等市某届制定的全部地方性法规当中，政府相关部门起草的占90%以上。部门或行业管理者实际成为本部门、本行业管理事项的立法者。[17] 郭道晖：《论国家立法权》，载《中外法学》1994年第4期。从立法人才队伍培养和整体立法能力的成长与提升来看，人大真正能够对立法过程发挥实质性作用尚待时日。因此，大量的司法解释出台，是国家立法的局限性与社会发展引发的立法需求之间张力作用的必然结果。只有通过了人民代议机关主导的立法程序，立法才能最大限度反映人民意志，人民才有义务遵守法律。
随着依法治国进程的深入，我们越来越清晰地认识到，法治国家的真正标准在于法律的权威性与实效性，而并非立法规模的大小以及法律法规数量的多少。[11]毋庸置疑，在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与中央政府在立法过程中的关系而言，前者对后者已形成事实上的严重依赖关系： 首先，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大部分法律是由国务院相关职能部门提案并负责起草的。
美国国会的工作机构及其立法助手在交流中，非常明确地告诉我们，美国国会85%以上的立法，都是由政府部门提出草案的。[21] 譬如，甘肃省人大1979年至2009年制定的155件现行有效地方性法规当中，由政府部门直接起草的占总数86.5%。
这种立法队伍建设严重滞后于立法工作需求的情况在地方表现得更加突出。他们中的大多数对人大代表的代表能力、参政议政素质也未设定任何的价值目标。
[40] 王晓民主编：《议会制度及立法理论与实践纵横》，华夏出版社2002年版，第84页。[32]在我国，人大代表是人民代表大会的组织细胞，是人民权力的受托者和人民意志的表达者。第三，转型期的行政管理和社会发展充满了各种变数和不确定性，最高立法机关不是先知先觉的上帝，对此无法作出准确地预计并加以事先规范。由此，政府部门主导的追赶型立法也就构成我国赶超型现代化之路的基本表现样式。
这也决定了，当前各种关于人大主导立法的实践必须找准着力点，而不能操之过急，否则就容易以强化人大立法工作机构立法数量与立法规模的形式取代人民民主立法的实质，以技术层面的改革代替深层次立法体制的改革。在现代社会，人民主权实际上不过就是议会主权。
如果审议时间过短，立法者来不及认真研究和讨论法案，匆匆付诸表决，往往只能导致草率立法。这涉及到从立法原理和制度设计两个应然层面对人大主导立法的价值内涵与制度规定进行梳理。
第67条规定，全国人大常委会有权解释宪法、法律，有权制定和修改除应当由全国人大制定的法律以外的其他法律、在全国人大闭会期间对其制定法律进行部分修改。在改革开放之初我国法律体系很不健全的情况下，没有政府部门的强势推进，难以尽快实现有法可依的目标。
第四，在人大立法与同级政府立法二者关系上，人大始终居于主导地位并决定和引导政府立法的发展。该文件明确提出人大及其常委会要充分发挥国家权力机关的作用，依法行使立法权，发挥在立法工作中的主导作用。在我国，人民当家做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特点。过去的改革主要围绕经济体制改革进行，现在则是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文明五位一体的全面改革。
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共制定了四个半现行有效的税收法律（《个人所得税法》、《企业所得税法》、《车船税法》、《环境保护税法》3个法律和《税收征收管理法》）。有立法权的人大对立法过程的主导只能是逐步在具体层面、特定环节和一定限度内实现。
[43]言下之意，如果人大代表的产生过程缺乏民众参与和认同，如果人大代表难以将各种社会诉求带到立法机关并对立法过程施加影响，那么势必造成人大代表立法职能的边缘化、表面化和虚置化，也就难以从根本上改变人民代表机关的行政化、官僚化倾向。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国家行政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都由人民代表大会产生，对它负责，受它监督。
[20] 相关资料源自《北京市地方立法研讨会论文集》（2007），北京市人大常委会法制办公室编。[46] 参见阎锐：《地方人大在立法过程中的主导功能研究--以上海市为例》，华东政法大学博士论文2013年。